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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医药回扣十年:主任医师像堂吉诃德一样战斗

■调查人：本报记者 王小波

■调查时间：2006年11月21日—24日

■调查地点：安徽合肥

■调查事件：

张曙，安徽医大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。

10年前，他开始成为医院的“叛徒”，矢志不渝地举报医药回扣；10年后，他所在的医院回扣之风愈演愈烈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这家医院还先后被授予“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”、“安徽省医德医风示范单位”。张曙因举报医药回扣，成为医院的“另类”，同事唯恐避之不及。他拒绝回扣，回扣依然紧盯着他，等他大方收下回扣，人们从疏远到接纳他。面对回扣得来的“黑钱”，他寝食不安，悉数捐献给安徽省妇联，资助了近百名失学儿童。10年来，张曙跳不出医药回扣的大网，以亲身经历举报回扣得不到结果，陷入了堂吉诃德式怪圈。

1. 举报回扣现象错了吗？

刚过“小雪”节气，一场不期而至的风雨突袭了合肥，安徽医大附院里依然人流如织。凄风冷雨中，身形单薄，头发稀疏，架着一副眼镜的张曙，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勇敢站出来挑战医药回扣潜规则的举报者。

“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的心情，可悲、尴尬、迷惘……都不是。”雨雾朦胧的镜片后面，张曙那双眼睛清澈又坚定，“它让我更深层次地思考医药领域里的腐败问题”。

今年8月，张曙再次给国务院纠风办写信，反映安徽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问题。之前多家媒体的火力集中对准了这家医院的医疗腐败问题，本届中央政府也把“治理商业贿赂”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。满怀希冀的张曙希望他举报了10年的医药回扣问题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个转机，结果他失望了，信件被转到了安徽省纠风办，而后查无结果。

从举报到信件转移到医院的上级，然后到医院自查自纠，这样的举报经历张曙品尝了多遍。而这一过程中，接连发生的事情，更让张曙张口结舌。

2005年7月，安徽医大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贾某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，同年9月被保外就医，今年早些时候，检察机关已经撤销这一案件。

2005年，安徽医大附院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“医德医风示范单位”。

“他们都没有错，难道是我错了吗？如果是我错了，我举报了这么多年，医院为什么不告我？”张曙自言自语道。

在今年2月以前，张曙将自己3年来收受的医药回扣4.5万元捐给了安徽省妇联“春蕾计划”办公室，用以资助贫困失学儿童。安徽省妇联“春蕾计划”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最近才知道，那个经常来捐款的“李存田”，真名其实叫张曙。

孩子们写给“李存田伯伯”的感谢信有厚厚一摞，翻捡着这些尚未拆封的信件，张曙苦笑着说：“这些都是医药回扣的钱，是黑钱，带血的钱，我有什么脸面接受孩子们的感谢，我怎么对他们讲清这些钱的来历呢？”

内部医生的接连举报，国家严查商业贿赂，这些似乎都不能阻止一家省级大医院高歌猛进的势头。安徽医大附院2005年年度业务收入7亿元，其中药品销售收入3.4亿元。采访中，张曙带记者参观了安徽医大附院，一座造价2.7亿元的气派大楼落成不久，离它不远处，一座造价3.2亿元的大楼正在施工中。

“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现在有一种说法，认为国家对医院拨款太少，医院为生存以药养医。事实上，医院逐利已经到了不受制约的程度，医疗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，大医院楼越盖越高，医疗资源浪费惊人。我们院原来那个楼投入使用才6年，前后装修了4次。盖这么高的楼，一旦出现紧急情况，如火灾等，会不会出现吉林医院病人疏散不及的情况？医院需要这么多高楼吗？”张曙满脑疑问。

2. 从收受回扣到举报回扣

张曙1955年出生于皖北农村，“饥饿”给年幼时的张曙留下深刻的印象，“上高中以前没有吃过一顿饱饭”。1982年，作为“文革”后首批大学生毕业生，张曙被分配到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。

1994年前后，一些医院开始出现医药回扣现象，不过“那时候一说起医药回扣，大家都会报以鄙视的目光。”

没想到回扣自己送上门来了。“1994年夏天吧，我们让病人到医大一检验中心做检查，事后检验中心送来10元钱。那个检查是必须做的，收到钱我也很高兴。因为想到我们这是正规医院，医生学历很高，收入并不高。这样一个月有两个病人检查，就能收到20元回扣。”张曙回忆说。

时隔不久，张曙还收到了药商送来的秋波。“一位药商像推销员一样闯进了张曙的办公室，给每位医生发了一个信封，里头装着10元钱，说是见面礼。他说如果开他的药，每开一盒有1元的好处。”

渐渐地，张曙发现医药回扣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，数额越来越大，甚至成为了医药行业的“潜规则”。回扣也水涨船高，从最初的5%到后来的20%甚至更高。有回扣的药品越来越多，在利益驱使下，一些医生多开有回扣的药，有时候不该用的药用了，不该做的检查也做了。

面对贫病交加的患者和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，张曙被一次次刺痛，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矛盾。

1996年，张曙开始谴责一些乱收回扣的医生，并给安徽省卫生厅写署名信，举报个别医务人员收受回扣问题，举报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反响。张曙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厅一位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，“那位负责人认为我的行为很搞笑，全国的医院不都这样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”

1998年底，张曙投书《人民日报》，把自己推到了医药回扣事件的风口浪尖上。

1999年1月23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篇署名为“牛汉”的读者来信，信中陈述了安徽医大附院存在的医药回扣现象：“目前在这所医院，普通临床医生，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受回扣的问题；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徽医大‘生物楼’和‘高新特中心’做各种化验检查，病人交付现金，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%-30%的比例提取回扣给开单的医生。如开一张‘内皮素’化验单，病人交化验费60元，医生得回扣18元；开一张‘巨胞病毒抗体’，医生得回扣21元；开一张‘全套血脂’，医生得回扣20元；开一张血液流变学，医生得回扣21元。在安徽医大附院，回扣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系统，医生开了多少药，开了多少化验单，有专人统计，并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……”

举报信的发表在安徽医大附院引起轩然大波，这一年安徽医大附院已经通过初评的“全国百佳医院”也泡了汤。张曙一时以“叛徒”的角色出现在医院，许多平日里熟悉的同事见了他便远远躲开，人人和他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墙，还有人在背后谩骂：“有本事把事情彻底解决了，留下个烂摊子大家受害……”

一位医院领导找到张曙谈话说：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嘛，为什么要把事情捅到外头去呢？”张曙明白了，原来在别人眼里，他的举报有“个人目的”。

安徽省卫生厅的调查组也在《人民日报》刊登读者来信后进驻安徽医大附院，除了张曙承认拿了几十元回扣，再没有别的医生承认拿回扣。在医院的工作会议上，一位院领导高兴地宣布：“没有人拿回扣，某人的举报没有任何根据。”